近读董桥《语文小品录》，对他咬文嚼字的功夫和并不卖弄的文风实感钦佩。文人有很多种做法，董桥这样对语言认真到家、讲究到位的文人，现代社会里实在不多。也是在读董桥的同时，我读到一本关于当下诗歌创作的理论著作，观点如何先不讨论，语言问题倒值得说一说。
这本书里有不少颠来倒去的重复性语言，一看就知道是著者为扩充篇幅才这样做的。其中的一段话极有代表性，在谈到一位军队女诗人的创作时，著者这样说：“军旅女诗人有三个身分，即：军人、女人、诗人。作为军人诗人，所写的诗必然要反映军旅生活；但她又是女人，所以在反映军旅生活时，必然带着女性的眼光，女性的笔墨。还是因为她是女人，所以其诗作除了反映军旅生活外，爱情生活也是诗作的重要内容。”这段话无非想告诉读者，这位女诗人以女性的眼光和笔调，在自己的诗中表现了军旅生活和爱情主题。可我们读到的却是并无实质内容的弯弯绕。由于语言上的这种无节制，还导致了内容上的“言多必失”，那就是军旅诗人并不一定“必然要反映军旅生活”，莫言多年来在部队工作，他的创作却并不以当代军旅生活为题材对象。
创作中的语言问题并不完全取决于作家对语言的感悟和把握能力，面对不同的写作要求，创作者的语言“警惕性”是不一样的。比如上举一例，实际上是写作者在力图拉大篇幅时，在语言上做出的妥协。在小说界，人们似乎形成一种思维定式，即短篇小说是讲究语言的，中篇小说是讲究结构的，长篇小说则是讲究故事的。这种过分明确和刻板的分工，甚至成为批评家们评价作品时的某种标准，也成为作家创作时的追求目标。的确如此，同一位作家，在可以写出精致细腻的短篇小说的同时，很可能会抛出一部语言粗疏，结构混乱的长篇小说。前不久我曾有机会集中阅读了近年来国内长篇小说的代表作品，一些著名作家在语言上表现出来的毫不讲究和任意挥洒，实在让人对当代小说创作心存疑虑。有报载说施蛰存先生认为，当代小说家文化素养较差，作品淡而无味，整体水平比不上30年代，此说值得深思。
